当地时间11月16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再一次出现大规模集会，但这一次，口号没有对准俄罗斯，也没有围绕前线战况，而是直指总统本人。
成百上千的市民聚集在独立广场，高举写有“泽连斯基是罪犯”“总统下台”“我们拒绝腐败”的标语，现场多块牌子上写着同一个名字：鲁斯兰·马戈梅德拉苏洛夫——这名已经在审前看守所里被关了几个月的国家反腐败局（NABU）侦探，成了当晚被频繁呼喊的象征。
在抗议者看来，马戈梅德拉苏洛夫之所以身陷牢狱，原因不在于“违法办案”，而在于他查到了不该查的人：总统身边的关键掮客季穆尔·明迪奇，以及围绕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 Energoatom 的高额回扣安排。
更让人愤怒的是——调查员被抓、关押数月，案件始终拖着不进不退；而另一边，那位被指控在 1 亿美元能源合同中拿回扣的权势人物，却早已离开乌克兰。
这场集会，并不是一场简单的“为某个个人喊冤”的活动，而是把过去几年累积的不信任，一次性摊在了总统门口。对许多乌克兰人来说，这一晚标志着一个节点：他们开始公开质疑的不再只是“治理能力”，而是泽连斯基继续执政的道义基础。
舆论争议的中心人物，是那位被贴上“涉嫌与俄有关腐败安排”的NABU侦探鲁斯兰·马戈梅德拉苏洛夫。
公开资料显示，他是NABU的一名地区负责人，参与调查乌克兰能源领域的重大腐败案，办案对象包括泽连斯基的前商业伙伴、长期亲信季穆尔·明迪奇。案件涉及的，是一批与国家核电公司 Energoatom 相关的合同：金额累计约1亿美元，回扣比例在10%到15%之间，被反腐机构认定为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就在调查推进过程中，乌克兰安全局（SBU）突然介入，将马戈梅德拉苏洛夫拘捕。自2025年7月起，他一直被关押在审前看守所，罪名中出现了“在处理部分案件时受到俄罗斯方面影响”这样的表述。支持者则认为，这顶帽子与其说是严肃的国家安全指控，不如说是安全部门给“不听话的反腐调查员”扣上的政治标签。
这不是孤立事件。过去几年里，NABU和特别反腐检察官办公室（SAPO）多次与检方、内务部门发生冲突，从预算、人事到案件移交权，长期处在被掣肘状态。泽连斯基上台时曾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给反腐机构真正的独立性”挂在嘴边，如今却被慢慢的变多的乌克兰舆论指责：他的政府正在把“反腐”变成一种由总统办公室筛选的工具——对外用来验证自己“配得上援助”，对内则用来处理政治对手，而不是约束权力本身。
马戈梅德拉苏洛夫案只是一个切面，折射的，是乌克兰在战争、援助与权力运作交织下，自毁反腐机制的过程。
2019年总统大选期间，泽连斯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竞选承诺：如果他的团队中出现像波罗申科当年的“斯维纳丘克”那样的腐败亲信，他会“立刻辞职”。
“斯维纳丘克”这一个名字，当时几乎是乌克兰人心中的政治脏标——指的是前总统波罗申科的亲信伊霍尔·斯维纳丘克，在军备采购中牵涉丑闻，拖垮了上一届政府在反腐问题上的最后一点信誉。泽连斯基正是借着这股“反腐怒火”，带着电视剧里“清廉总统”的滤镜，登上了权力顶端。
几年过去，很多乌克兰人开始觉得，泽连斯基已经遇到了自己的“斯维纳丘克”——季穆尔·明迪奇。
明迪奇作为泽连斯基的前商业伙伴、喜剧制作公司“95街区”的合伙人，被多家媒体指认在能源、基建相关业务中扮演“灰色中介人”的角色。在“Midas行动”这一反腐调查中，他被视为关键人物之一，涉及的正是 Energoatom 的那批高额回扣合同。
然而，在NABU和SAPO准备推进行动的时候，明迪奇在突击搜查前的数小时，就已经离开乌克兰。多家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他很可能经由第三国，最终抵达以色列。乌克兰舆论随即提出一连串问题：
在另一端，调查这起案件的NABU侦探被关押，被扣上“受俄方影响”的指控；涉案政商人物则有人成功出境，有人避谈责任。就连寡头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在自己的案子相关庭审中，也暗示这类腐败网络背后还有更高层的人物，明迪奇并不是终点，而只是链条上的一环——真正的决策层，离权力核心更近。
在街头者看来，这一些细节拼在一起，就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泽连斯基不仅没做到“身边有腐败我就辞职”，反而在现实运作中，用国家机器去压制查腐的人，在关键节点放走了“自己这边的人”。
当初那句“有自己的斯维纳丘克我就下台”的宣示，此刻成了基辅街头喊“泽连斯基下台”的最有力反讽。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马戈梅德拉苏洛夫案并非突然冒出来的一次事故，而是一系列决定的叠加结果。
2025年7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对反腐机构权力配置做调整的法案。法案表面上的说法，是“提高效率”“整合资源”，实际效果却是：让总检察长和总统周边体系，对NABU和SAPO拥有更强的案件调配和干预空间。这被不少乌克兰法律界人士和公民团体视为“掏空反腐独立性”的关键一步。
法案通过后，当晚基辅就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其后几天，利沃夫、第聂伯罗、敖德萨等城市也出现了持续集会。标语从“别碰我们的反腐机构”到“我们别回到旧时代”，街头的焦虑非常直接：乌克兰人清楚，一旦反腐机构失去独立性，战争时期涌入的巨额援助和军备开支，很难避免再次成为少数人分赃的池子。
欧盟方面的态度同样不轻描淡写。负责扩员与邻国政策的官员，用了“严重倒退”“与欧盟期望背道而驰”这样的词汇，公开点名反腐机构独立性是乌入盟谈判以及后续财金援助的核心前提之一。随后，IMF在对乌克兰经济与援助安排的表述中，也把这起能源腐败案与反腐机构的实际独立性联系在一起，强调反腐成效将直接影响后续融资安排。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戈梅德拉苏洛夫被抓、明迪奇出逃、1亿美元能源腐败案久拖不决，连锁起来构成了极具破坏力的信号：乌克兰并没有把反腐当作“修补国家”的工具，而是重新再回到用权力保护权力的老路上。只不过这一次，外部世界看得更加清楚——因为有援助、有舆论、有条件，被动卷入这一切的，不只是乌克兰选民，还有负担账单的纳税人。
在战争和财政高度依赖援助的状态下，泽连斯基政府如果还想维持过去几年那种“几乎无条件”的同情，就必须维持一个前提：在反腐和法治问题上，至少不能走回头路。
但在马戈梅德拉苏洛夫事件以及1亿美元能源腐败案之后，西方内部对基辅当局的耐心，肉眼可见地在减少。
欧盟官员已经公开表示，如果乌克兰自己削弱反腐机构的独立性，援乌计划在欧洲各国议会将更难获得支持。
多名欧洲议员和智库研究者也在评论文章中提醒，盟友需要向基辅明确传达信号：战争不能成为豁免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理由，否则援助不仅难以持续，还会在本国选民那里失去正当性。
IMF则在最新的评估中，把反腐体系实际运作情况，纳入对乌克兰宏观援助安排的考量。换句话说，钱不是立刻断，但已确定进入“有条件观察期”。
在这一轮压力中，有一个微妙的转折：过去几年，乌克兰的政治叙事可以依赖“对外敌的抵抗”来团结国内，也可以依赖“我们在进行反腐改革”来说服外部世界。现在，当基辅街头打出“泽连斯基是罪犯”“总统下台”这样的标语，当NABU侦探要靠民众集会声援，当能源腐败案里的关键人物能够平安离境，这两条叙事都变得站不稳了。
泽连斯基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不是马上被抛弃，但已不再享有“道义红利”，而是被按在一个越来越严格的“信用审查期”里。这对任何一位依赖外部援助维持战争动员的领导人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五年前，泽连斯基靠一张干净的脸、一句“如果我身边有腐败亲信，我会立刻辞职”，把自己从荧幕角色送进了总统办公室。那时候，许多乌克兰人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相信“换一批人，也许就能换一种政治”。
幻灭的力量，往往比背叛更强。因为背叛至少还承认曾经有过承诺，而幻灭说明——很多人开始怀疑，当初那句承诺到底算不算数。
泽连斯基当初说，假如慢慢的出现“自己的斯维纳丘克”，他会立刻下台。现在，乌克兰街头替他补上了后半句：既然已然浮现，那接下来该轮到你表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