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大家心如刀绞，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含着热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由率三十军主力五个营和总直属队人员共一千五百余人，组成左支队，到西面大山游击；

  由王树声率九军剩下的三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共七百余人，组成右支队，到南面大山游击；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祁连山起伏不尽的大小山峦。呼啸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冰粒，从指战员们的头顶、身旁刮过，冻得他们不停地哈气、搓手、跺脚。

  行前，对左支队的干部动员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异常艰难的，但并不是无路可走了，岀路就是要快速行动，跳岀敌人的包围圈，摆脱马家军骑兵的跟踪追击。”

  “只要我们能突围岀去，就有回旋的余地，就有办法可想。万一我们冲不出去，要和敌人拼到底，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能多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保存一份火种，将来定能燃成一片红啊！”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河东的红军还在继续战斗，党中央还在陕北，革命并没有失败。”

  “暂时的失利吓不倒我们，天大的困难压不倒我们，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红军！”

  这铿锵有力、震撼山谷的声音，鼓舞着指战员们化悲痛为力量，振奋精神，昂头挺胸，做失败的英雄，决不向任何敌人和困难屈服！

  左支队冒着严寒，踏冰履雪，向祁连山里行进。一夜漫天大雪，掩盖了部队行进的足迹，使敌人失去了追击目标。

  自从石窝会议决定分兵游击后，他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摆脱追敌，如何保存现有的兵力？

  他认为，向东、向北都是马家军重兵集结、反复搜索追剿的地区，部队就没有立足生存、与敌周旋的条件；

  向南是青海柴达木盆地，马步芳的势力范围，更不会坐视西路军余部在那里生存和发展；

  长征途中，雪山不是过了吗？草地不是过了吗？再恶劣的自然条件，也难不倒红军英雄汉！

  的想法，得到了李卓然、程世才、曾传六、郭天民、李天焕等人的支持，对统一部队的意志起了重要作用。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天才的军事指挥员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一定要具有两种特性：

  一是在这种茫茫黑暗中仍能发岀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

  的西进决策和行动，无疑正是这两种特性，即大智和大勇、眼力和果断的综合体现。

  当然，在当时那种异常艰难而又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要使每个人都接受西进的决定，完全变为自觉的行为，也是很困难的。

  有人主张去追他们，说：“算啦，强留是留不住的，只要革命，将来还会走到一起的。”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左支队到达柴达坂，进行了整编，分为一支队、二支队，准备翻越高耸入云的祁连山雪岭。

  身负重伤的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伤口严重化脓，高烧不退，派人找到，请求把他留下来，免得拖累大家。

  他正倚在一块岩石旁边，丰满的面颊已经塌陷，两眼半闭着，左臂用绷带吊在脖子上，衣袖和前襟满是血污。

  见等到来，他强忍伤痛，要挣扎着站起来，被紧走两步的轻轻地按住。

  “首长，伤口化脓，血管也断了，疼得厉害……我不能走了……”熊厚发紧皱眉头，痛苦地说。

  “你放心，好好养伤，我们就是背着你，也要把你背岀山去！”亲切地安慰说。

  “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岀了祁连山我们就有药了，你不能留下呀！”程世才说。

  李天焕接着劝说：“厚发同志，将来我们还需要一块为党工作，你不能留在这里，党需要你啊！”

  熊厚发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首长，我不能再走了……不能给部队增加累赘……现在部队要赶快轻装前进……这里太危险……”

  围在他身边的、程世才、李天焕心如刀绞，全都抱头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是多么伤心的时刻啊！

  对于这位从鄂豫皖起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红三十军屡立战功的虎将，确实舍不得单独留下他。

  只要有一线希望，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走。但熊厚发的要求是那样恳切，带他翻山又确无把握，这使的心情极为矛盾。

  他转身叫警卫员把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找来，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他；“能不能带上厚发同志翻山？”

  苏井观说：“不行了，伤势这么重，翻山缺氧，带不过去的！”再也没说什么，眼热泪，回到熊厚发身旁，同意他留下，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

  熊厚发坚毅地说：“请首长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

  只好掏出钢笔，忍痛给他写了封党员证明信，叫人把他扶到一个山崖底下藏身，留下一名干部和一个班负责照应和掩护他。

  等率部队走后，马敌搜山时，熊厚发在昏迷状态中被俘，其余人员全部壮烈牺牲。

  他被押解到青海马步芳的老巢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利诱，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临刑前高呼：“中国万岁！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年仅二十四岁。

  斜横在左支队面前的祁连山雪岭，顶天立地，绵亘起伏，泛出银白色的夺目光芒。

  部队经过深入动员，决心发扬长征过雪山草地的精神，征服这座海拔五千米左右的冰山雪岭。

  阳春三月，南国早已莺飞草长，鲜花盛开，祁连山里却是一片冰雪世界，气温仍在零下三四十度。

  逶迤行进的左支队指战员们，有的披着毛毯、羊皮，有的仅着单衣、夹衣，有的打着赤脚，你拉着我，我推着你，艰难地向分水岭攀登。

  每个人几乎都已瘦得皮包骨头，脸上一层污垢，长长的胡须、头发上满是冰磴，身上、腿上、脚上裂出一道道口子。

  肚子里空空如也，饿得两条腿直打软。走着走着，有的人就一头栽倒，被饥寒和缺氧夺去了生命。

  翻过一座山头，又是一座山头。不时拿出指北针来，确定前进方向，号令队伍排除万难，向分水岭勇敢进军。

  偶尔碰上一群野羊，群情振奋，你喊我叫；随着一阵响彻山谷的枪声，几十只野羊倒地。

  宿营时部队又充满了活力，欢声四起，有的忙着宰羊、剥皮，有的忙着去捡牛粪、干柴，以便美美地吃上一顿烤羊肉。

  夜晚露宿，挖个雪窝，几个人挤在一起避风取暖，就和警卫员、小号兵住在一个雪窝。

  睡觉前既没有热水洗脚，又不能烧火烤脚（脚受冻后烤火会起水泡），大家只好解开绑腿，脱掉鞋子，反复用雪搓腿搓脚，直至腿脚血脉流通，麻木感消失。

  即便这样，仍有一些人冻掉了脚趾甲。队伍到达分水岭顶端，面对的是一壁悬崖，无路可走。指战员们就把绑腿解下来，接成吊绳，把人一个一个地吊下去。

  翻过分水岭，顺着河谷前进。走着走着，展现在指战员面前的，竟是一片黄绿色的草原。

  数不清的野马、野鹿、野牛、野驴、野羊，沐浴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或觅食，或奔跑，或嬉闹，人们就像是进入了动物天国。

  这些野生动物并不怕人，见到持枪的人来也不躲避。指战员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最需要的是生存，是填饱肚皮，不得不端起刺刀，对这些动物痛下杀手。

  这是部队入山以来的最大一次收获，不仅填饱了肚皮，还剥下了不少兽皮供御寒用。

  会上，参谋长李特提岀，部队应分散行动，谁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要再拢到一起。同时，他还要求自己也脱离部队，单独行动。

  他的意见遭到与会人员的严肃批评，说这是想把千把人往虎口里送，是失败主义的表现。

  根据多数人意见决定，部队一定不可以解散，要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一切困难，继续西进，争取早日出山，到达敦煌。

  恰在这时，电台人员将汽油发动机改为手摇发电机发电成功了。祁连山里的电波，越过雪岭，越过黄河，飞向延安，接着便传来了中央电台的回声。

  闻讯后，把大腿一拍，高兴地说：“这下可有救啦！”他立即起草电文，向中央及军委报告西路军余部的情况，请示行动方针。

  中央电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中央将派陈云等人前往迎接。

  党中央的指示，像茫茫黑夜中岀现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部队前进的方向，给指战员们以巨大的鼓舞。

  日日夜夜与冰雪为伴、饥疲至极的指战员们，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进军目标一一新疆星星峡的美丽向往，扶伤带病，咬紧牙关，继续西进。

  每座山头的攀越都是对意志、体力、生命的严峻考验。每天都有倒地不起、长眠雪地的战友。

  和工委会的领导同志不时地跑前跑后，鼓舞大家万众一心，团结奋斗，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与风寒、冰雪、疲惫、伤痛比较起来，最难熬的还是饥饿。越是深入祁连山腹地，饥僅的阴影越是浓重，打不到牛羊、野兽，就只能饿着肚皮行军。

  有些同志两三天吃不上一点东西，饿得昏倒在地。有的同志因误食野菜而中毒，跳来跳去，大喊大笑，像得了疯病似的。

  但指战员们宁肯挨饥，也不肯宰杀，统统给退了回来，说：“首长的战马就是首长的生命，我们决不能拿它们来充饥！”

  有天，一名团级干部侦察到一批野羊，正要带队捕杀时，不慎让它们跑掉了，一无所获。

  发了大脾气，严厉批评了那名干部，要狠狠地处分他。经别人说情，才给了他个党内警告处分。

  他有天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便对张明敬说：“你行行好，把点干粮给我，救我一命吧！”

  张明敬身边的一小袋炒面，是在上山前分配干粮时，经指战员们都同意，保证首长需用的，每个首长一份。

  陈也通情达理，一听是首长的用粮，便点点头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去。过后，张明敬向汇报了这件事，听后当即说：

  “我们是红军，要讲阶级友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我还熬得住，分点给他吃是应该的，多带走一个同志就是一份力量。”

  张明敬听了这话，很快找到陈熙，给了他一小搪瓷碗炒面。陈熙用这碗炒面，拌上野菜糊汤，吃了两三天。

  解放后，陈熙担任空军学院第一副院长，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张明敬任新疆邮电器材公司党委书记。

  有次陈熙到新疆检查战备，见到张明敬，还感激不尽地说：“同志，李政委让你给我的炒面，救了我一条命，我是终生难忘啊！”

  寺里有不少，还有些自卫的枪弹。令人喊话，他们听不懂，凭借坚固的围墙抗击。

  红军迫不得已，发起冲击，很快把他们打垮，占领了寺庙，搞到几百件衣服和一些吃的东西，得以稍作补充休整。

  们见红军并不伤害他们，也就消除了误解，临别还祝福红军吉祥如意，一路平安。

  四月中旬，左支队在肃北县考克塞附近找到一位名叫诺尔木的牧民做向导，穿越野马河谷，走出大龚岔山口，抵达肃北石包城。

  这座小小古城的城墙系岩石堆砌筑成，传说乃唐朝薛仁贵、薛丁山征西时所建，一面临水，三面石包，居高临下，地势险要。

  城内虽仅十多户人家，但却是个山里和山外的物资贸易交流点，有粮有水有牛羊有盐巴，略能为饥肠辘辘的指战员补充点食物。工委会决定就地休息三天，恢复体力，而后岀山。

  等还从一位湖北籍商人口中得知，位于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安西，仅有敌军一个排驻守，攻克那里不成问题，且能取得补给，因而改变了原定经敦煌入疆的计划。

  指战员们被风沙刮得睁不开眼，站不稳脚，靠互相牵扯搀扶，踉踉跄跄地摸索前进。怕随身的小号兵、警卫员掉队，叮嘱他们拉住战马和骡子的尾巴走。

  几个小时的“黑风”过后，戈壁滩上积满厚厚的沙尘，人人的脸上、身上像是涂上层颜料似的。为争取先机，部队昼夜兼程，于二十二日抵达蘑菇台。

  蘑菇台距离安西县城约一百四十余华里。这里的万佛峡，不仅是片风光秀丽的戈壁绿洲，且有座远近驰名的道教古刹和一些容有大批彩塑佛像的石窟。

  红军到达后，、程世才等会见了道长郭元亨，向他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任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这位道长对红军的处境十分同情，慷慨允诺支援红军。共捐助了小麦千斤、面粉二百多斤，还有黄米、胡麻油、硝盐、牛羊、骡马等。

  临别前，程世才代军长特地给郭元亨道长打了个收条，告诉他将来凭这张收条就能找到红军，得到红军的帮助；革命胜利了，物资一定会归还。

  后来，马家军阀得知郭元亨援助红军，便将他抓去，搜岀借条，严刑拷问，打得他死去活来，遍体鳞伤，逼他拿岀一些金银赎命，才予放回。

  全国解放后，郭元亨主动将数代道长秘藏的传世珍宝象牙佛献给人民政府，说：“现在是真正的好世道，我才把宝物献给国家，让它重见天日。”

  此前，马步芳已经判定红军“似将向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严令各路人马尾追堵截。

  二十三日，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奉命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于当晚进驻安西，原在石包城向红军提供情报的湖北籍商人，发现敌人增兵，便赶忙岀城向红军报告。

  步行二十多里，找到了正在向安西行进的红军。但工委会得知情报后一致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当夜攻城。

  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易守难攻。、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于当晚从城东和城西发起进攻。

  但第一梯队刚逬至安西城东关，即遭守敌的猛烈反扑，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吼声大作，火光遍地。

  西路军左支队连夜撤离安西，转移到王家屯庄。天刚放亮，便被追敌包围激战一天，夜间方突围而出，急行军九十里，于四月二十六日拂晓到达白墩子。

  令部队停止前进，准备早饭，但追敌又至。部队且战且走，下午到达白墩子西北五十里的红柳园。

  部队刚到不久，便又遭到追敌的包围。数百名敌步骑兵分左右两路，把左支队夹在中间，红军指战员再次与敌展开激战。

  、李卓然、程世才等研究决定：一定要坚守到黄昏再突围，否则就要全军覆没；

  杀到天黑，左支队牺牲二支队政委曾日三、团长刘雄武等二百余名指战员，敌人损失更重。

  见突围时机已到，遂下达了命令：以二支队留在山口担任阻击任务，掩护一支队和总指挥部突围后再撤离，两路人马到星星峡集中。

  当一支队和总指挥部机关突围时，被敌骑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冲向甘新公路，沿着路边的电线杆子西进。

  、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等五六十人在向导的带领下翻山进入了戈壁滩。

  号称“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大漠，像座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魔窟，易进而难出。

  白天，烈日当头，气温骤升，地面的砾石滚烫，烤得人汗流浹背，如坐蒸笼；夜晚，月光清幽，气温骤降，达零下二三十度，冻得人浑身麻木，如堕冰窖。

  连走惯戈壁沙漠的老向导都渴得没办法忍受，跪在红军指战员面前，说：“你们行行好，给我点尿喝吧！”

  走了不到两天，一阵飞沙走石过后，老向导也迷失了方向，幸亏身边有个指北针，走一程他就掏岀来看一看，带领队伍照着西北方向前进。

  有的带着伤痛，有的发着高烧，有的累倒在地躺一会儿爬起来再走。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走岀绝境，早日到达新疆，回到党的温暖怀抱。

  当时，工委会进行讨论，有两种意见：一是退出戈壁滩，沿着公路向星星峡前进；一是与其退回道敌追杀，还不如忍受一时的困难，走岀这段大漠地带。

  经过反复考虑，缓缓地说：“还是侦察一下再决定怎么走吧！我们能走到这一个地区，也不是个简单事，这步棋得慎重啊！”

  过后，他派侦察科长郑治彰和参谋简佐国带上几个人先行，侦察行进路线，又去征求战士们的意见。

  望着一张张形销骨突的灰黑脸孔，听到他们忠诚革命的共同心声，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令部队就地歇息，大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有匹战马不停地嘶鸣，把等人都吵醒了。

  巴方廷跑去一看，那匹枣红马浑身是水，原来是它趁大家睡觉的功夫溜出去找水去了，洗了个痛快澡。他激动的赶紧回来报告。

  一听，打了个手势，高兴地说：“快骑上，跟它走！果然在三里路外发现了水塘。

  走着走着，只见远方尘土飞扬，有人指着说：那是汽车！、程世才令部队准备战斗，只见车上有人扯开一块红布，来回地摇晃。

  等大卡车来到近前，八十九师副师长杨秀坤等人跳下车来，与等人紧紧握手、拥抱，眼含热泪，激动地说：“我们找得好苦哇，这下可找到你们了！”

  几十个人围成一团，欢呼雀跃。原来，杨秀坤等另一部分人从红柳园突围后，顺着甘新公路西行，已提前到达星星峡。

  他们日夜为军首长的“失踪”而焦急，经与盛世才部边防站的负责人协商，每天都要坐上汽车到戈壁滩上转来转去地寻找，终于找到了。

  当天下午，等人乘车行进三十多里，顺利抵达星星峡，终于结束了四十七个日日夜夜的艰险征程。

  主席对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英勇奋斗精神，曾给予高度评价：“是不下马的将军。”

  西路军左支队能够进入军阀盛世才统治的新疆，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因所致。

  盛世才于一九三三年当上新疆边防督办之后，雄心勃勃，独揽军政大权，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开始向南京政府。

  一九三五年，他在苏联派来人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加强完善了其“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在新疆全面推行。

  面临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盛世才表示赞同。

  西路军渡黄河后，通过苏联的斡旋，盛世才同意从苏联运送一批武器和物资经新疆支援红军。

  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央又派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苏联去迪化（今乌鲁木齐）与盛世才面商，达成协议。

  盛世才同意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并由陈云作为派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领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关口星星峡，群山起伏，人口稀疏，设有盛世才部的边防站。

  接着，杨秀坤（红八十八师副师长）、刘庆南（二六八团政委）、饶子健（二六八团参谋长）等向汇报了他们突围的经过，还讲了缴获那部大卡车的故事。

  原来，杨秀坤这一路人马进抵星星峡后，适逢驻哈密的警备司令官尧乐博斯率部叛变。

  尧与马步芳早就暗中勾结，反对盛世才，叛变后不仅抢了哈密的商店、银行，而且还派出一部分步兵、骑兵，向星星峡方向开进，准备解除西路军人员的武装，进行处置。

  尧部的几十个人到达九十里外的苦水后，首先由一名副团长和一名副官坐上大卡车，开抵星星峡。

  这名副团长狂妄宣称要西路军人员交出武器，领导干部跟随他们去哈密“受奖”，其余的就地待命，听候处理。

  一声令下，战士们扑上前去，把他俩捆了起来，拖到附近的山上，一刀一个，让他们见阎王爷去了。这部卡车，也就成了战利品，用来寻找和接应西路军的失散人员。

  又当机立断，派出一部兵力前往截击和追杀，把他们赶到戈壁大漠里去了。

  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飞机，从迪化起飞，抵达星星峡，运来一批武器、弹药、食品、纸烟等，使大家备受鼓舞。

  5月4日，全体人员离开星星峡，途经哈密、七角井、都善、吐鲁番、大坂城等地，历时四天，于五月七日到达迪化，进驻西大桥附近的阜民纱厂。

  在这里，西路军战士主要是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伙食很好，天天有大米、白面、猪肉、牛羊肉吃。指战员们的面色逐渐红润，身体又健壮起来。

  他对大家说：“军容风纪、作风纪律的好坏，关乎到我们这支队伍的声誉。我们是红军战士，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自觉地注意军容风纪，遵守纪律。”

  到达新疆后，中央原定派左支队的干部去苏联学习，“七七”事变发生后，为了适应抗战需要，遂改为就地学习。

  左支队遂迁到迪化东门外的一座营房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取消，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共有成员四百二十人。

  总支队在驻新疆党代表领导之下，设直属队机关和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排。

  另有六七十名团、营、连的干部组成干部队，归陈云直接领导。军、师级干部、李卓然、程世才等军以上干部没有分配职务，暂在总支队部学习，听候党中央安排。

  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参加初中课程班的学习。他原来读过两年私塾，参加革命后又养成天天早晨读书的习惯，因而语文课程易懂易学，不是难关，最难啃的是数学。

  白天听课，晚上演算，有时为弄懂一个算式，要反复演算到深夜，直到完全熟练才作罢。

  有些指战员常年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很不习惯坐在板凳上，手握笔杆子，听讲、记笔记、做作业。

  针对这些影响学习的错误观念，经常深入各班组，与大家谈心，鼓励大家端正学习态度，克服畏难情绪。

  他说：“困难是有的，但并不可怕。祁连山、戈壁滩不是过来了吗？现在总不会比当时困难吧！”

  对教员非常尊重，甘当小学生，从来不摆首长架子。教员讲课，他认真听讲；教员提问，他踊跃回答；教员布置作业，他按时完成；不懂的地方，他主动请求教员辅导。

  他常对部下说：过去行军打仗，要纸没纸，要笔没笔，要书没书，现在条件好了，有吃有住，有书有笔，而且组织上还给请来了教员，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新兵营”的成员中，红三十军的指战员占多数。为了加强与来自四方面军总部和五军、九军指战员的团结，特别强调三十军的同志不能搞小圈圈。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是注重的一个方面。他在生活上克勤克俭，以身作则，从不提任何特殊要求。

  有次，他在散步时看到一大队的同志把吃剩的馒头和羊肉倒在坑里，就把队的领导找来现场，严肃地说：

  你们看看，这么好的白面馒头，这么肥的羊肉全倒了，多叫人心疼啊！我们现在的好生活来之不易，是党中央代表想了好多办法得来的，是新疆人民支援的结果。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在祁连山中挨饿受冻的日子，要教育同志们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呢！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奉党中央的指示去延安。他告别战友，告别“新兵营”的生活，乘坐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向着蓝天，向着新的征途飞去。

  古城延安，生机勃勃，焕发着青春的战斗活力，充满同仇敌忤、奋起抗战的浓烈气氛。

  回到延安，回到党中央的怀抱，的心里踏实、轻松了许多，因为这是他日夜思念、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迪化时，就曾有人问他：“先念同志，你打算去延安，还是去苏联？”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去延安。”

  当此神州陆沉、寇深祸亟的民族危难时刻，的惟一心愿，就是回到延安，重返前线，纵横疆场，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收复国土，为全民族的解放而战！

  到达延安后，在和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的接触中，总是强调以大局为重，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同时，他也认为，实事求是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至关重要。

  为了听取对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看法，有一天单独召见了他，向他详细询问了有关的情况。

  谈话在和谐风趣的气氛中进行。静静地听着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插话讨论，有时点头微笑。

  这次谈话，使进一步了解了，知道他不仅是员能征善战的虎将，而且是个有独立见解、敢讲真话的同志，具有工农干部的鲜明阶级本色。这也正是最欣赏的。

  知道是工农分子岀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培养深造。

  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他便主动要求离开那里，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延安北郊的延水河旁，有座土石山，山下有排整齐而又干净的窑洞，就是延安马列学院的校址——蓝家坪。

  入学后不久，即担任第一班的党支部委员兼大队长，负责学员集体活动的组织工作。

  学习中，他刻苦认真；日常生活中，他待人率直，谈吐幽默，和蔼可亲，深得同学们的信任与尊重。

  正当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驻湖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等致电，提出：

  “鄂豫皖有发展为大规模游击战之前途，但至今没有一个军事干部派来，坐失时机，令人焦急，请无论如何抽调二百军事干部即来。”

  正在延安筹备召开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百忙中也在积极物色合适的派到鄂豫皖的人选。

  会议过程中，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从此转入相持阶段，即论断的抗战第二阶段。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

  一天，总政治部某个领导找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红军军政治委员变成到八路军营长，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因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般军级干部降为旅级干部，团级干部才降为营级干部，直接从军政委降为营长，相当于多降了3级。

  可没有想这些，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不久，把找去，问：听说要你到一二九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

  说：不怕。在鄂豫皖苏区时期，我跟他在一起打过游击，后来在同一个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工作，工作中有很多接触，无话不说，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

  前面笔者花了不少篇幅，讲领导西路军左支队胜利抵达新疆的故事，不是没有原因的。

  正是看中了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独当一面，拯救部队的优良品质，和有独立见解、敢讲真话的鲜明本色。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东方微露朝霞，披着晨曦的宝塔山映照在延水河中，更给古城延安增添了几分绚丽的光彩。

  和几十名身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灰色军服的红军干部战士，在的带领下分乘四辆卡车，告别延安，迎着寒风在黄土高原上奔驰，奔赴千里之外的小镇竹沟。

  竹沟是桐柏山区数县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人口近千。东连确山县城，南邻信阳、桐柏，西接泌阳，北靠遂平，是延安通向华中的交通枢纽。

  竹沟虽然平淡无奇，但当地的人民却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竹沟发生过杨靖宇等领导的数万农民大暴动。

  新四军东征抗日后，这里有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留守处，“王老汉”（即王国华）等一批员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自从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央派彭雪枫率一批红军干部到达竹沟后，又从延安、武汉等地陆续调派许多干部来到这里。

  同年六月初，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河南省委机关也撤退到竹沟，竹沟成为党在中原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一个前哨阵地。

  当朱理治、等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到达竹沟时，受到了早就候在镇外的陈少敏、王国华等人的热烈欢迎。

  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率部队东进抗日以后，军事部长一直没找到比较合适人选。

  朱理治通过一路与的相处和了解，认为他明达机敏，顾全大局，智勇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于是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与谭希林调换，让谭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把李留在豫鄂边，并立即报告中原局书记和中央。

  此方案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从此就留在豫鄂边区工作，之后从无到有，组建了拥兵数万人的新四军第五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