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第147页）。这是八七会议结束后，做出的选择。按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的意见，想要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而他却坚定选择了“

  ”。的话语里有他酷爱的《水浒传》中梁山绿林好汉的气势，体现出他对“上山”充满自信。在这个中国革命斗争面临重大决择的关口，说要“

  ”，其实际涵义是指他要到农村去开展农动和武装斗争，此时肯定未曾包含有他日后真正上山打游击的意思。因为不是神，不会在武汉就能料到湖南秋收暴动的之后的事。

  要回湖南的，虽然帐下无一兵一卒，没一刀一枪，可他头脑里有基本成型的武装斗争思想，手里有组织农民、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的四宝，心里有最低限度就“上山”的底数。总之，他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将以满怀的勇气和自信去迎接挑战。胸怀着的革命斗争的理想，期望着能够开辟一片革命斗争的新天地，而这一切都要经受革命斗争实践的严峻考验。

  1927年8月12日，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肩负着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的使命，回到湖南长沙。

  搞工人运动和农动，有思想认识有实践经验，而拿起枪杆子搞武装斗争，虽然他在思想上认识到了此举乃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没实际经历，对武装斗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他未必有足够的估计。从未专注过军事的一介文弱书生，纵有崇高理想和满满自信，在凭枪炮说话的年代，要争得一席之地，其困难程度，一定超乎他的想象，武装斗争之路从起步阶段就充满曲折和艰辛。

  关于湖南秋收暴动，领导的湖南省委与中央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即暴动的立足点是广大农村，暴动的主力军是广大农民，这也是暴动冠以“秋收”之称的原因。而且在预期上，对秋收暴动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在八七会议之前，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武装暴动计划，包括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意图是要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在四省建立工农政权，全方面开展土地革命。中央在8月3日发布的《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

  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

  这个以农动为中心的革命斗争路线，与关于武装革命斗争的思想完全契合。发动湖南秋收暴动，计划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广大农民。湖南农动曾经轰轰烈烈的场面和取得的成就，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相信有农动蒸蒸日上的基础，有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有的积极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定会取得成功。对湖南农民秋收暴动，中央和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

  。”之所以强调要有军事的帮助，是因为此次暴动不同于以前的农动，不只是打倒农村的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而且要夺取一些城市的政权，比如长沙等城市。所以强调说：“

  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

  是关于暴动的区域问题。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

  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

  中央对湖南省委“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提出批评意见：“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其他各地的秋暴工作。”（《谁主沉浮》第459页）。

  是举什么旗的问题。中央给湖南省委的复信提出：“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的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就要以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谁主沉浮》第462页）。

  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不能打“旗帜”

  是关于土地问题。中央按照八七会议的决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在给湖南省委的复信中提出：“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所以，他提出“没收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的土地和财产

  在秋收暴动的这几个核心问题上，湖南省委的主张与中央的意见都不一致。中央关于秋收暴动的这些意见是在八七会议决定和《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明确规定了的，回湖南正是要贯彻落实中央相关决议。但是在调查了解了湖南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后，在思想上产生了新的认识，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了与中央决议不同的意见。

  ”。（《传》第128页）。而真理可能就是他未坚持的那些意见。这次组织秋收暴动，坚守的一个最基本的思维原则，就是按照中央确定的总方针，但要从湖南真实的情况出发考虑确定秋收起义的斗争策略，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中央的决议。这也是实事求是思想第一次的重要体现，这样的思想意识此后将长期伴随于他。提出的几条意见，虽然受到中央批评，但他认为中央“

  见证了领袖们或者从理论出发，或者从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指示出发来确定党的路线和斗争策略，由于水土不服，导致革命斗争的挫折和失败的种种事实。一贯具有务实精神的，在能够主导决策时，即使中央已有决议，也要考虑当时当地的真实的情况，做到切实可行，而不会照本宣科。这应该是在身上形成的一种革命斗争本领，就是从实际出发制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策略。对承担重大决策使命的决策者来说，这是一种极为优良的斗争本领，可以使决策者少犯或不犯左、右倾错误，使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当时能够组织的革命武装力量：一支是员卢德明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编为一团；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编为三团；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起义后编为二团。这三个团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约5000人，2000多支枪，任师长随三团行动，军旗为五星、镰刀、斧头图案。（见：《谁主沉浮》第467页）。

  9月9日起，武装暴动真正开始，三个团在不同地点宣布起义，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以攻击长沙。第二、第三团攻克两个小镇，占领两个县城，秋收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表达兴奋的心情。

  但很快三路武装起义力量的进攻都遭受重大失利，一、三团损失巨大，二团几乎全部溃散。“

  看到这种真实的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客观地分析，秋收起义失利，最终的原因在于组织者对湖南真实的情况了解和掌握的程度不够充分。虽然从实际出发，对中央关于湖南暴动的有关决议作出重大修改，制定了一个较为切实的计划加以实施。但是，从武汉回到长沙，只有几天时间，只作了极小范围的调查研究，由于时间仓促，他并没有完全了解掌握当时湖南农动的真实的情况。头脑里大概仍然保留着他上次回湖南考察时，农动的热烈场景，他和中央的同志们一样对农动有着过于乐观态度和估计。

  实际情况是，经过马日事变，在军阀和土豪劣绅的下，农民的恐惧心理取代了革命热情，湖南农动已完全陷入低潮。中央后来派任弼时到湖南调查，他给中央的报告写道：“

  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关键。据夏明翰同志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阀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袋。当我军到浏阳时召集农民群众会议时没多少农民参加

  此时湖南农村形势与几个月前形成明显反差，在农动高潮迭起时，中央不注重武装农民去夺取政权。后来回忆起那时的农动，也感到惋惜，“

  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斯诺《西行漫记》137）。当农动已经完全消退，中央却要搞农民暴动夺取城市政权。正是由于坚持要依靠军事力量，设法拉起了三个团的武装，才打响秋收暴动第一枪。如果完全按照中央的意见去搞暴动，或许就是一个无法实施的计划。

  。”（《传》第149页面）。初次领导武装斗争，军事方面的认知和经验不足，对敌情的掌握和分析不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组织起义部队进攻城市，实则是一种武装盲动。

  很快，就吸取了教训，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他根据湖南省委交通员送来的情报，认真分析了客观形势：在文家市的东、西、北三个方向，敌人的正规兵力在万人以上。只有向南，敌人的力量薄弱。从军事上分析，起义军必须向南走，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出路。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的主张，“

  这时的坚决地采取退却的斗争策略，这在军事上是一种非常英明的选择。还不懂军事的，却?作出了最为正确的军事决策，从而避免了起义部队的全军覆灭，为中国革命斗争保存下了星星之火。

  但在政治上，是冒极大的风险。当时在党内似乎坚守着一种战斗到底的斗争哲学。中央决议的暴动或是起义，不成功就失败，每次都要战斗到最后一人，不能变通或选择第三条路走。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是发动的两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分别担任暴动总指挥的周恩来在总结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时，都讲了同样的道理：“（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如果那时我们把力量暂时撤退到农村中去，那就会保持很大的干部力量。

  武昌起义进攻广东途中）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当时没这个思想

  。”（《周恩来传》第172页）革命斗争失败了可以重整旗鼓，但是中途变通或撤退，在政治上就有逃跑或投降主义倾向。

  所以，党的领导者们，一般都不会有这种退却的思想准备，而这正是斗争本领的高明之处。其实，在起义举行之前，在对安源布置工作时，就对退路作出安排：以安源工人和矿警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

  和前敌委员会作出停止进攻长沙，部队向湘南撤退的决定，中央闻讯后，立即作出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

  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落后的通信振救了起义部队，避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却被扣上了逃跑主义的帽子，在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在整个湖南秋收暴动中，靠着进攻的斗争策略，手中掌握了枪杆子，又靠着退却的斗争策略，为保住手中的枪杆子，一路向南撤退。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